如其所是的写作——谈苏非舒的诗

乌蒙

有没有一种诗，不抒情、不说事儿、不讲道理？一直以来，我觉得这可能是我的一种个人设想。不抒情、不说事儿、不讲道理的诗，你说怎么写啊。很难写。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认为抒情、说事、讲道理不是诗之为诗的本份。你要抒情可以写情书、你要说事可以写小说、你要讲道理可以写格言警句，犯不着以诗为道具。因此，“有没有一种诗”的说法是不准确的，诗如果有，只有一种，那就是不抒情、不说事儿、不讲道理的诗。
令我兴奋的是，这样的诗已经被一个叫苏非舒的诗人写出来了。说起苏非舒，很多不写诗的与新闻沾点边的家伙也知道，哦，苏非舒，你说的是那个“裸诵”诗人、那个将诗论斤卖的诗人、那个把诗人手稿送进拍卖行的诗人吗？言下之意，似乎含有苏非舒是一个把缪斯逼为娼妓的恶作剧者。这正是当下社会的浅薄之处，只看得见脱和卖，却看不见脱和卖背后蕴涵的深远意义。我可以这样说，苏非舒之于现代汉诗，犹如杜尚之与现代艺术。在如今这个全球一体化的社会，诗如何可能，是苏非舒所注重的。而大家所注重的则是:什么是诗，诗是什么。对这个问题，苏非舒或许也有他的想法，但于他而言，这远远不是最重要的。如果纠缠于诗是什么，必然会使诗越写越窄。为此，苏非舒将这一问题予以悬置，而着力于给诗松绑，使诗呈现出了广阔的前景。
这么说来，我说诗只有一种，那就是不抒情、不说事儿、不讲道理的诗，还是不太准确。应该这样说，苏非舒为诗贡献出了一种新的趋向、可能，那就是：不抒情、不说事儿、不讲道理。下面我想专门谈一谈苏非舒新近就要出版的诗集《喇嘛庄》。以便大家更多地了解这位承前启后的诗人。
《喇嘛庄》是苏非舒的第二部以地理考察的方式写作的长篇诗集。第一部是《西南方的地窖》。《西南方的地窖》写的是诗人成年后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大西南的遥远记忆。这时的诗人已经离开西南多年，浪迹于北京。初读《西南方的地窖》，我甚为惊叹，在知识分子写作当道的1990年代，年仅25岁的诗人苏非舒竟然贡献出了如此大异其趣的长诗，如同一记扇向1990年代的响亮耳光。
话扯远了，回头说《喇嘛庄》。喇嘛庄是诗人苏非舒和朋友们曾经的居留之地。位于北京通州宋庄镇的东北部。在那里，诗人苏非舒和他的朋友们常常吆五喝六，根本不用像孤独的李白那样找不着人喝酒，举杯邀什么明月。近些日子有德国汉学家顾彬骂中国的诗人、作家把时间用在吃吃喝喝上，而不静心写作。这位老头真是严肃得可爱。他号称汉学家，却压根不懂中国文学。如果没有在生活中的吃吃喝喝，会有灿烂的中国古典文学么？不可能。《琵琶行》是怎么写出来的？《将进酒》是怎么写出来的？都是在吃吃喝喝中写出来的啊。中国的诗人作家对书斋写作向来是不屑的，他们在天地之中写作，出口成章。“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中国人好的就是这一口。提倡物主义写作的苏非舒恰恰也是最强调在生活中直接玩出来的诗人，与这一伟大的中国传统暗中合上了拍。

昨晚的风很大，我躺在床上听到一阵紧似一阵，摇着窗玻璃。早上起来，我看到院子里的杏树下，满是被风摇落的青杏。

很多对苏非舒裸诵事件颇有微词的诗歌卫道士自称严肃诗人，认为苏非舒亵渎了诗。“昨晚的风很大”这样的短章却不是出自他们的手笔，而是出自捣诗歌的蛋的苏非舒的手笔。这一短章写的全是苏非舒听见的、看到的，不像很多诗人一出手，就摆出很揪心的抒情模样，而我读下来却心有所动。不是为苏非舒所动，而是为苏非舒听见的、看到的景象所动。苏非舒在他的写作中，避而不谈他的情感、情绪、情怀，不是他没有情感、情绪、情怀，而是他认为用他的情感、情绪、情怀劫持读者，将读者卷走是不人道的，他愿意将读到他的诗的人留在他所呈现给人的场景中，让人自己去看、去听，去产生自己的情感、情绪、情怀。从这个意义上说，套用萨特的说法：物主义也是一种人道主义。

鸟叫了起来，开始是一只，后来是许多，有屋檐下的，也有远处的。我坐在屋里，朝窗外看去，天越来越白。

苏非舒的诗努力的目标是把那些隐秘的、神秘的东西带到表面上来，使它开放、明白和清楚。苏非舒憎恶神秘主义和解释宗教奥秘者那种感情上夸大和动人的姿态。诗在苏非舒这里，是对明显事物的巨大渴求，也是一种追求明朗的坚决意志。苏非舒诗中的那个我，不是唯我论中“我思故我在”之我，在唯我论中，“我”，主体吞没了外在世界，于是“我”变成肿瘤，使现代人不得不对之进行开刀治疗。苏非舒的方法是，直接注意物，正如阳光穿透玻璃，既不停留在玻璃中也不注意到玻璃的存在一样，“我”也穿过本身内在的容积，直接达到物，专心注意物。凭借语言的力量，苏非舒以细菌学家的见微知著、原子物理学家的精确及一个好园丁的美感，如其所是地将他的人生境遇写得惊心动魄，然而，我们从他的诗中，却看不到一句直接描述内心的句子，这正是苏非舒高于此一时代的卓越之处。

我想，将来世人知道中国有个叫喇嘛庄的地方，肯定是因为一个叫苏非舒的诗人，这几乎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