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间之物

——读苏非舒的《喇嘛庄》

婴迈

一

他现身在餐桌边时，很像一个绅士，温情而忧郁，忧伤而从容。有时候他会带着他的小银，从窗户外面走过，我听不见他的声音，小银一直很安静，即便踏碎了月亮。小银有踏碎月亮的力量。既不是铁，也不是水银。我的屋子外面没有草地，这几天的天气总是不好，雨持续不断的下着。可能还会延续下去，我想，很可怕的持续的力量。院子里的老太太不能看书了，她坐在门口，望着外面的雨，有时候发呆，累了就打一会儿的盹，希梅内斯和小银不会打扰她。她安宁的像只失声的孔雀，雨阻断了她的想象。我走上楼梯的时候，她会伸长身子来望着我，我懂得她的好奇，但仍然一步一步的走了上去。既不想和她打个招呼，也没想过留下来陪她一阵子。
天气晴朗时，她喜欢坐在院子里，拿着放大镜看书。风从她的头顶上吹了过去，只是一些过去时光，过去的玫瑰或者是香精，她扔在角落里。俯下身子，然后不冷不热的爱。如果她像个孩子一样的吃着糖果时，神明就骑坐在她的头顶上。俯视，并且爱好就是怜悯。但是她看不见希梅内斯，也看不见小银。屋子的水可能热开了，一位佣人在她的身边跑了过去，很像一场让人措手不及的暴雨。
我们提倡的无限可能，在这里，可以无限的扩大，或者缩小。佣人回屋之后，她躲进了屋子的任何一个角落。事实上，我愿望：她消失了，永远不要回来。这符合了物体变更中的隐匿，神秘以及真相的可观性。作为消费死亡或者时间的主角，我觉得消费比消失简单，死亡比时间更加容易，或者不能这样比喻。我看见小银的时候，同时看见了希梅内斯的存在。这种隐秘的联系使得语言与意识本身，都存在无限的可能性，而且也更有可比性。前者印证了后者的真实，真诚，自然与中肯，后者提供了神秘，消费，观念，经验与自由。其后才是物，我是说感觉，而非存在。
我读《喇嘛庄》的感觉也是这样：不断的被带着走，起先是跟着语言走。我总是这样：被各种各样的语境所吸引，然后追随它的脚步，走到这里或者那里，走到不同的国度里面，度过一段愉悦的时光，然后回到现实主义中，心怀感激的过上一段了无生趣的日子之后，会回到体验过的经验语境中，直到再也找不到愉悦时，便出现前所未有的厌倦。过度熟练的语境，对我来说，是一次灾难的体验。但是生活例外，在苏非舒的语境之下，是生活的重现，它们引领你走进生活，走进过去，走进回忆。这种回忆也仅仅是回忆，没有献媚似的烂抒情或者其他烂腔调的哭戏。大众哭或者笑，不应该由一次烂煽动的氛围决定。苏非舒把它定格在流动的画面上，如果只是为了自己的回忆，我们完全可以做点，或者看点其他的。苏非舒所带动的回忆，好便好在只有带动，没有强行的走入或者介入。温情打破了一切铁的规律，它出现在葡萄架或者其他日常生活当中，自然、轻巧，进入的悄无声息，这种力量是可怕的。但给予与接受都不会受到自然的伤害，如果在大地上走动，谁会不带一丝风呢？我想《喇嘛庄》正是如此。

二

这是一次自然的走动，在日常生活当中，从一次意外走进另一次意外，完全不必花费什么心思。这种正常的走动使得我们更加虔诚的看待周围的事物：一切可以复原的，都来得及。等待，理解，甚至是终极。苏非舒走在密集的事物中，观察，记录，还原。某种生活对于我们的重要性以及价值对于生活的回声，都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力量。是的，一切物体的变更不在预料之中，苦难者更加苦难的原因是失去了生存的重力以及勇气，而且因为我们更加迷惘不清。复杂的事物让一切呈现出了迷惘的局面，语言只是一切事物的开头，没有代表性，如果它的服务性出现致命的繁复之后，我们前面其实也就是一团雾。边缘在前，巨像在后，而且始终不清，这是终极。如果我顺着这张梯子往上走，仍然可以清楚的看到这样的画面：雨水流淌在屋子之外，玻璃窗的后面，女主人庸懒的画着画。她的女佣走到窗边，她为主人描述着外面的世界：比如说走在雨中的马瘸了一条腿，马车夫是一个胖子，他的服饰很邋遢。一个孩子在他的身旁跌倒了，他可能会拉他一把，也可能不会。他对他的马大声的呼叫着，马靠在一棵树下，任凭他怎么驱赶，也不肯再走半步。马车夫发怒的时候，看起来却很像是在哭。他低着头，哀声哀气的与一匹马说话。孩子自己爬了起来，竟自离开了，他似乎还很勇敢。马车夫在哀叹了几声之后，开始拉着一匹马在雨里走。女佣关上了窗，她泄气的说了声：今天恐怕不能出门了，便转身拉开了门帘，她去了厨房或者别的地方。女主人画了一匹马，一个马车夫，一个小孩，但是她看不清雨是怎么回事。所以留白比影像更加整洁，有理，而深得人心。这是意外的好处。
苏非舒的物态中几乎不存在意外的变更或者是生长状态下的意外。物是一种朴素主义，但苏非舒的说法有点儿自相矛盾。他最早的那个宣言（《由物及物或诗的终结》），我也觉得有点自相矛盾，但后面的有些理论文字没全部看到。不过他的想法在慢慢的健全，后面的想法比前面的规整了很多，前面空乏了些，也更加虚无，后面是实在，沉淀以及积累的综合。比如他说：“诗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的东西，因此，诗不是物，诗是物的不可能。”这样的言论看起来总是感觉怪异和充满瑕疵以及归属中的贫乏感，诗来自所有的可能之处，这个可能是一种总和，空间上的折叠与影射。漂浮的东西，很难堆积到吓唬人的地步。这种力量耕植在人心之中，人们有时候甚至来不及受它的影响以及作用。我起初看到苏非舒的物主义时，非常尊崇他个人，但不认同他的主义。现在好转了一些，觉得他的物主义有可行的地方。因为它是一种繁复之后的回归，苏非舒的愿望无非也就是这样：直接、简单、具体、准确。这种观念其实并不是新的，只是被重新提起，然后实行。在远离语言的多义性、歧义性的地方，与世界重新见面。但它仍需面对更多的东西，比如说陈旧观念的乏味性，它的来临，仿佛一场细雨的降临。然而干旱已久的泛文化时代，需要的是比过去更新的观念与神经刺激。它的复苏只有等待，机遇，时间的绵长性中，才能在苦难与乏味的双层面具下重新炸开另一轮世纪的大门。
站在个体的门槛上，苏非舒的诗歌也是自觉的遵循着这样的原则，它必须是直接、简单、具体、准确，而来作为在现实主义中回归以及浪漫的回声，即生活无处不在，“让一个物一直脱到一丝不挂，直到成为对象为止。”个体资源的繁复，杂乱，歧义以及多重意义的解构及反解构的姿态上，缺失是一种自动缺席的道德美感与韵律，即便当中存在着现实，声音，残缺，以及暴动与制动的可能与事实。像罗兰•巴特所说的那样：“直接对现实发生作用，而是为了一些无对象的目的，也就是说，最终除了象征活动的练习本身，而不具任何功用——，那么，这种脱离就会产生，声音就会失去其起因，作者就会步入他自己的死亡，写作也就开始了。”脱离一种既定的状态，使声音本身看起来更像是声音，而不是物象，或者是更为具体的繁杂之下产生的多元空间的包装物。它会使得一切向更偏的方向发展，诗人在发展当中受其作用的转动或者完成自我的行走规律以及走动之后的迷惘，失落，都是由此引起，并且一直自愿的跟随着走了下去。转动的形式一旦发生，诗人的自身意识便受到了限制，在很大程度上的缺如，使得转动本身无法停止下来，最后诗人在最终的自转中停止了下来。这是繁复之下多重思维冲击的结果。

三

在苏非舒的描述当中，至少有三个喇嘛庄的存在：一个是属于苏非舒的喇嘛庄，自然，安宁，是日常生活的场所。苏非舒从中穿过时，仿佛没有任何思维活动。他一会儿在喇嘛庄的“瓦尔登湖”旁边坐了一下，也许抽着烟，看见几个牧羊人从他的眼前走过去了。牧羊人没有停留，似乎也没有向往，这种状态被苏非舒的姿态凝固起来了，如果谈到向往的话，牧羊人代表了远方，羊是喇嘛庄的静态，苏非舒是喇嘛庄固有姿态下的呈现对象，喇嘛庄在对象之前永远也不会缺少遗憾。如果苏非舒还在其中走动，他呈现出来的是更多的喇嘛庄，它的姿态会更加丰富，充满想象，当然，我说过了，在苏非舒的姿态之下，喇嘛庄更像一个神话，神话之中的完美，和谐，具体，简单，像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自然展露与碰撞，但是没有冲突，没有意外。这种意外和冲突存在在另外一个空间上，那就是苏非舒的内心世界之中，然而在物主义的范围下，苏非舒并没有轻易的流露出来。这是一种自觉的维护和控制，代表了喇嘛庄在物上面的修葺和完善。它确实流淌的自然而美好，有着并不过分的轻巧以及丰满。没有哄瞒，欺骗，诱人的姿态，除非生活已经离开，而我们离开生活也已久远。
第二个喇嘛庄被苏非舒隐匿了起来，那便是牧羊人的喇嘛庄，牧羊人是大众形象的代表。它的状态或许与苏非舒并不一样，在这个状态之下，意外和冲突可以存在在任何的可能之下。然而在苏非舒的笔下，这种状态实在少的可怜，仅有的几次出现也仍然是处于第二事态下面，没有涉及到它的表面以及大众之下喇嘛庄的真实现象。属于大众的形象也被隐匿了起来，它的视角萎缩到苏非舒的内心世界里，然而苏非舒对于喇嘛庄的大众呈现吝啬得只能在这样的句子里面才能寻找出来：“几个老人就在运动场的健身器材边，有几个在中间的亭子里玩牌，两个小孩骑着小自行车转着圈，我和青在打乒乓球，在东南角。”这是作为公众的喇嘛庄第一次在苏非舒的喇嘛庄里出现，老人和孩子们都在忙着娱乐，这是社会的两极形态，它们在一个状态下重合出现时，动态的形象转而变为了静态的姿态，其实这便是苏非舒的姿态。这种挪移在苏非舒的世界中，保持着完整，节律，特有的视角而被苏非舒凝固了起来。这里隐匿的更大问题是，在整个喇嘛庄的呈现之中，出场的总是社会的两极形态：一个是老人，另外一个是孩子。他们充斥着喇嘛庄的整个大众形象，没有扩大，也没有被隐瞒，而是一种暴露。中间的那个形态已经消失了，这便是目下中国的现状：老人和孩子留在家里，年轻人都远走他乡。乡村中的活力被一种静态的氛围笼罩着，它们不是显得世故，便是过于幼稚了。之间没有了联系的纽带，崩裂的纽带被联系起来的唯一原因，只是因为苏非舒和孙一的在场，苏非舒与孙一是文化理想下的回归者。它至少透露出了这样的信息：当年轻的一代抛离精神故土，追求物质文化的同时，精神的世界开始遗落了；而这种遗落被苏非舒作为追求精神文化的同时拾取起来了，大众喇嘛庄的矛盾与冲突来源于此：当精神让位于物质时，固有的纽带遭到了扭曲，原来的精神文化正在破败，而新的精神文化仍处于稚嫩之中。作为年轻的承接者的精神世界究竟能够走到哪里去？有一种现象正在中国的故土上诞生，那便是知识者的回归，他们带着现实与理想，被迫的走进了这种现象当中。充当着错位下的追寻者，当新一代的人们离开自我的精神家园时，破落的故土正在悄悄的发生着改变：新的承接者出现并且占据着他们的位置，当他们必须回归时，他们又能走到哪里去？这种矛盾也处于苏非舒的隐匿之中，在看似轻描淡写的背后，许多问题才开始暴露出它原本的面目。对象处于矛盾的前面，矛盾隐匿在现象的背后，现象还原了大众。大众正在老去，或者刚刚出生，这是苏非舒的对象物。
在苏非舒的自觉维护之下，第二个喇嘛庄显得瘦弱，狭小，阴冷，呈现正在隐去的世态。它们中的矛盾与冲突在硬性的法则之下，失去了个人的空间以及历史的厚重感，而仅仅是作为一种社会的延续在喇嘛庄当中充当了历史长河中的沙砾以及消失的在场。这种消失伴随着时间的冷酷以及现实性，走在苏非舒的理性世界中，只是作为一个证据，而非事件。我是这样看待的，如果消逝不能停止，个体的法则隐蔽在集体的法则之下，受到集体法则的牵制，而出现一种融合的姿态，这几乎是必然的。我们不能提到反抗或者背叛之类的行为与之对抗，因为无论怎样操作，喇嘛庄在自我的呈现中，总是保持着前进的姿势。它不会停留下来，而仅仅是作为一种景象，才能在苏非舒的世界中凝固起来。在这个前提之下，苏非舒决定了喇嘛庄的走向，姑且也称之为苏非舒的喇嘛庄，这是一种二元形态走向上的重叠，即个人的与大众的喇嘛庄在某一个姿态下会出现重叠与重新分散的可能。重叠之后再次走出去的喇嘛庄就离开了苏非舒或者大众的视线，而走入第二类世界（相对于人类而说，是第二类，如果从自我而说呢，或者就是第一类了，这是一个自我无限呈现的世界。没有任何法则的干预，它的消长只取决于自然法则与时间的干扰。）。这是在苏非舒的喇嘛庄中无法隐匿或者是隐匿在最深处的喇嘛庄，即第一姿态中的喇嘛庄。
与第二个喇嘛庄不同的是，第一个喇嘛庄显得更为从容、安宁、冷静，带着温暖人世的光辉。相对于苏非舒来说，它则是一个组合体，比如葡萄架和葡萄的组合，小葱与土地的组合，“我”与镰刀的组合，院子与围墙的组合，房东与住客的组合，水与种子的组合。在这些貌似生活的背后，则是苏非舒、孙一与喇嘛庄的一次组合。前者在自然状态下即可完整的排列，而后者则是有意识的行为。苏非舒充当了这个喇嘛庄的主宰，反过来则是喇嘛庄对苏非舒进行了吞噬与融合。一切走进的都能够成为里面的一员，并且与喇嘛庄一同前进着，这是喇嘛庄与生俱来的包容性。当意识流露出来时，苏非舒的喇嘛庄才显得更加完整与具有生命力，它承载着苏非舒的个人理想并在喇嘛庄里面奔腾着，或者反过来看，即理想必须与生活结合才具有了顽强的生命力。这个生命力不为苏非舒所独有，是喇嘛庄的一个自我存在，但苏非舒在走进它的时候，它也变成了苏非舒精神世界的载体，承载着个体在集体中的散发，驱动，理念，态度，生命的自然规则与自由。实际上，第一个喇嘛庄是苏非舒的个体精神世界的象征与体现，它象征了苏非舒的观念，思想，姿态以及作为个体的态度，而这种思想又正是物主义的体现。它们相互影响，制约，成为自我以及彼此的一统，这便是苏非舒所展现出来的喇嘛庄，在规则的制约下会不会反过来影响集体的法则呢？这是苏非舒的最新问题了，事实上，理想在并不违背生活原则的基础之上，苏非舒的世界正呈现出了无限扩大的可能。它是心灵的象征，而且目标直指苏非舒。这是苏非舒在他的喇嘛庄世界中所带来的二元效果，它影射着苏非舒的道德标准以及诗人作为个体与大众之间的距离与亲密感。它一方面正在拉远似的俯瞰着，另一方面，却又在积极的参与中。这是作为苏非舒个人矛盾的最初流露，也是最后的体现。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之间位于怎样的距离才是最亲密的，如果带着这里的心理去看喇嘛庄，总会找到属于苏非舒的答案。尽管苏非舒的矛盾看起来并不那么明显，他似乎也不为这种矛盾所困扰。但是矛盾仍然存在于生活当中，这是我与苏非舒所必须讨论的，但是生活给了所有的答案。这是最不负责任的做法（因为一切疑难的，困惑的，苦难的，犹豫的，非难的，令人措手不及的，无法思考的，不能主宰的，贫穷的，甚至虚伪的，贪婪的，无耻以及无奈的，骄傲以及愤怒的，郁闷以及哭泣的，都可以推给生活。），然而也是最权威的答案。然而苏非舒的矛盾并没有扩大，也没有缩小。如同喇嘛庄所展现的那样，他在一种安宁，冷静，温暖的人世光辉中度过了它。这便是他所提倡的物主义，如何找到生活的本质，还原它，面对它，并不动声色的处理它。甚至交给它处理也无妨，它会帮我们找到应有的方向感，并且带着我们走上回归的征程。我以为喇嘛庄带有试图恢复生活的色彩，而不仅仅是呈现了诗歌的无限存在与可能性。它从诗歌的手法出发，带着我们走到生活的现象中，难道仅仅是为了诗歌或者生活吗？我想还有态度，生活的态度，如果没有生活的态度作为背景，那么喇嘛庄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会落进虚无当中。而且如何思考也是一种态度，它蛰伏在苏非舒的身上是一个隐蔽的个体，喇嘛庄则是这种个体的扩大，散发着个体的魅力。它比较完整的透露出来这样的信息，即诗歌写作的可能性，生活的本质，个体的作用，生活的态度，生命的姿态以及社会的隐性问题。
与前两个喇嘛庄相比，第三个喇嘛庄就更为隐蔽了。如果从整体论的思维出发去思考的话，第三个喇嘛庄实际上是一个自我的喇嘛庄。它不属于苏非舒，也不为大众所拥有。它不在任何人的视线之下，只受自然法则与时间的干扰。一切的消长只为自己所固有，苏非舒，孙一，大众，都是这个喇嘛庄的包容物。甚至它可以是任何一个名字，因为喇嘛庄这个名字也是大众行为的结果。如果没有走进，我们不知道这个喇嘛庄的任何情形，它或者也有葡萄，但肯定不会存在葡萄架。种子随处可见，但没人采摘果实。没有人在里面走动，人是外来物，人所带来的更是外来物。它们融合在喇嘛庄中，成为它的一部分，以至于没人分得出来，这个喇嘛庄所固有的成分在哪里。我们走进喇嘛庄之后，构成的是我们的生活。大众寻找生活，苏非舒寻找精神世界的梦，喇嘛庄成为了寄托。当人们闯进这个喇嘛庄之后，这个喇嘛庄便隐匿在所有人的目光之下，也暴露在所有人的目光之下。一部分流失，一部分更加完整了。

四

苏非舒把喇嘛庄带进诗歌之前，喇嘛庄并没有向人们展示它的自我意识，这个自我借助其他的力量反应出自己的生命世态与原生力，走进了世场的游戏规则之中，苏非舒的走近则是一种见证。他变成镜子，折射喇嘛庄之前，已具备了喇嘛庄的特性，即原生的，不带偏颇的，没有意见以及渲染的，没有世态观念的，袖手旁观者的，这都是喇嘛庄所真正呈现出来的。保证叙述的精准性的唯一可能便是摈弃理念的个性观以及远离个体情绪的磁场，即苏非舒在走进之前，所必须具备的唯一条件便是把他自己变成喇嘛庄，这种理解性的变换才能在以后的捕捉之下自由的呈现出来，而不只是带着他的自我意识和为自己的心理所左右的喇嘛庄。如果他的叙述得当，那么我们可以信任并且完全交给苏非舒的捕捉，他能给我们一个真正的喇嘛庄。这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叙述性遭到破坏，第一景变成第二景，或者无数景的时候，他的实验性的操作便可以宣告失败。这是之前我质疑他的物主义的主要原因，他的文本与理论出入的太过明显，充满自我矛盾与不能妥协的抵抗感时，诗歌便走入了僵硬的呈现当中。从《仅此而已》开始，他找到了一条通往物主义的途径，尽管之前他也在努力表现物主义在诗歌中的位置以及重要性，但恰恰是这种努力使得文本本身带上了用力过度的腔调，而让自由的表达退居在第二位置上。
尽管物主义的同仁认为《西南方的地窖》已经具备了物主义的特性，而在我看来，这仍是一个修正中的文本，它仍然不能代表他的思想的完整性。其中也仍然存在着理论与文本的冲突与矛盾，事实上也很明显：“你看到你实在不忍看，你把目光转到院角。”这种自我的无意识表达恰恰限制了物的自我伸展，而使得“我”的个性与意识覆盖在了呈现物之上。这种介入以物主义的眼光来看，则显得不合适宜，而且很不恰当。但《西南方的地窖》已经自觉的流露出来这样一种诗风：简洁，自然，不带建设性，也不带破坏性，正在向自然呈现的路上发展。诗歌不带任何的煽动色彩，恰如其分的叙述，总是冷静，理智的从叙述开始，然后又在叙述当中停止了下来。袖手旁观者走入某一个酒馆时，总是以一个清醒的处世者开始叙说，尽可能的叙说本身是一种道德责任感，这是苏非舒在物主义的观念下想要阐述的。他在《物理３３章》说：“人是物得以被看的对象，没有人，物便是哑巴，它还在那里，但不会是真的物。物只能是被看的。物通过被看，而看到自身。”这种自律反应出了他在物主义里的作用，意识，自由伸展的空间，作为参照物的准则以及可延伸度。反作用力则是物主义与他的协同作用，诗歌所呈现的面目，表情以及肌理。他对物的关注程度，也便是物的自观程度。这是简洁的诗风所带给他的好处，它把他直接带到了物体的内部，观察它，道出它。虽然在另一方面来说，语言使得这种叙说存在很大的困难。然而我们所要抓住的不是这种困难的程度，而是这种空隙所遗留给我们的表达空间。它足以使诗歌流露出自我的精深程度与存在美感。
这种简洁，干净，不为事态所左右，不动声色，袖手旁观的诗风在喇嘛庄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他所带出的这种诗风实际上已经构成了生活的画面，从第一章开始，每一章都是一个生活的场景，或者说是画面。它的组成尤其简单，都是生活中的自然物。比如在第二章中，土地，小葱，镰刀，浇水者以及水，它便构成了喇嘛庄中的一个生活场景。它们都是喇嘛庄中的基础物，苏非舒是反应自然物的纽带。如果他从没出现过，喇嘛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所呢？当然，它有住客，有原住人，偶尔也会有外来者。它仍然承接着所有的活动，任其发展，以及施展自由。我们是不是能够从中发现一直缺少的事物呢？比如说如何审视我们与物的关系？这个无法测定，因为苏非舒的在场，让物带上了自观的特性：“它通过提醒，使显而易见的事物暂时显示出它们不同的一面。显而易见的事物在不断地显示自己，不断地展开，展示它本来就应该具有的各种可能性。”每一个画面都是喇嘛庄的体现。它反应在喇嘛庄的任何一个角落，不带个人色彩，存在于喇嘛庄的现状之下，所展开的三位一体的幻术我们很难得知。如果物距离物太远，苏非舒站在不远不近的位置上，而我们靠得太近，怡然自得的使用它的时候，也就在破坏它。破坏它的特性，我们的气质却在无限度的散发出去。实际上，消长以及制约的规则遭到了破坏之后，我们也受损其中。我想这是苏非舒所要表达的物主义理念之一？
另外，在喇嘛庄中的隐匿氛围下，他所带给我们的意义，是一种诗歌的可能性。这正是他的另外一个意图：将诗歌本身带进生活当中，或者说是在生活场景中将诗歌直接拿出来使用，即诗歌可以在生活中直接使用，因为生活的书写本身就是诗歌体。而诗歌语言只是载体，语言的作用是表达着这种诗意，诗意的流通才是诗的流通。诗意不在形式当中，它是自己的呈现体，也是自己的展露体。它在任何物件之中流转着，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语言使得它表露出来，被带进人们的生活，改写了人们的心灵史。但语言不是诗歌，语言所传承出来的诗意才是诗歌。人们描写诗歌的时候，实际上只是被这种诗意所捕获，而不是语言的能力或者能指。形式作为诗歌组成的部分，曾经作为传统而被传承了下来，但形式不是诗歌的全部。如果诗意能够自然流承，任何形式都可以看作是诗歌的表现体，而不受限于传统以及书写诗歌的规范当中，这也是苏非舒在《喇嘛庄》中所真正体现出来的。诗歌的魅力是正在接近中而离我们又刚好有一段距离的妖娆感，散发着这种魅力的是诗意在诗歌中的圆润，流传，自我赞美的过程。这算不算是简便主义的作风呢？他复述着它的本身，在它的身上发现新的意义以及生命。这个生命诞生之后，有着自己的生长规律，脱离了他的轨迹，有着子体的展示力以及感染力。在这个生命之下，散发着诗歌的原始魅力，它承接着苏非舒的思想，合并成为诗歌的固有韵律与美感。同时，它也具有排斥性，比方说所有的这些生活场景都是在乡村中，是乡村中的诗歌以及乡村中的物。如果顺着这样的捷径走下去，我们便能清晰的看到，苏非舒的物主义实际上带有一种物象上的回归与怀想。他下意识的拒绝现代文明的入场，在《喇嘛庄》中，带有现代文明气息的物件非常稀少。仅有的几件物品作为基本的工具才能在他的世界中崭露头角，汽车的入场比较频繁，它能带着他走向世界的各地。排斥它等于排斥世界，这点已经融入进了他的意识之中，文明的进入使得一些物件开始重新发挥作用。他顺应这种作用滑进了物主义诗歌当中，从这点上看，他实在是一位令人叹服的思想者，在力量之下发挥自己的力量的同时，从来都是冷眼旁观的隔着力量的距离给我们的心灵上击上重重的一拳。这是《喇嘛庄》所带给我的震撼与享受。